鼓楼广场是南京市的商业中心之一。地上矗立着高达米的紫峰大厦，在今天仍是南京第一高楼；地下交叉了两条地铁线，每天输送乘客万人次。这是这座新一线城市的都市缩影，摩天高楼与霓虹灯光交相辉映，令人心神荡漾。但是，也就是在距离这璀璨世界米开外的地方，有一条长不过米、名叫百子亭的小街巷，这里同样人头涌动，商铺绵延。与外头为赚钱、为快活的轻快脚步不同，这里的人脚步沉重拖沓，每日的穿梭奔走也只有一个目的——活着。
百子亭，因医院，形成了连片的病属病患住宿区域。这里的旅店因此也被称作“癌症旅馆”。
民间传闻，此处附近有歇脚亭，内因供奉有送子观音，古时为百家求子的地方，街道也由此得名。然而在今天，这条街医院。每日与死神擦肩、背着行囊的癌症患者和家属，冲着优质的医疗资源从省内各地蜂拥而至，在这里居住、奔走。
如果从街道北边入口进来，往南走上一百米，医院的西门。西门的斜对面有个小斜坡，顺着往上，左手边是一排旧式居民楼，右手边是摆放杂乱的自行车棚，楼与棚之间是一条窄窄的小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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巷口立了块“住房”的大牌子，白底红字，鲜艳醒目，上面留有电话。沿着巷子走到头，有一片低矮的平房。医院生存的家庭旅馆，大家叫它“癌症旅馆”，拥挤的房间里，住着天南海北来寻医治病的病人和家属。
刘玉红和她的丈夫就住在这里。
百子亭的清晨
早上7点不到，她和丈夫便开始起床洗漱。旅馆21间房，几乎每个房间都住着人，30多人共用一个厕所，去晚了总要排队。人们在狭窄的空间里小心翼翼地辗转腾挪，看见眼熟的人便打声招呼问声早。
旅馆空间小，房间多，有的隔墙甚至不是完全的墙体，墙壁中央还有可以敲得“砰砰”响的木板。也因此，房屋之间隔音差，刷牙声，咳嗽声，水流经过水管的刷刷声，清清嗓子的吐痰声，筷子碰到碗壁的清脆声，甚至连人喝粥的声音，隔壁也能听得一清二楚。
但刘玉红并不在意。医院近，走路不足米，价格便宜还有公共厨房能做饭。出来看病，她不敢要求太多。
洗漱完毕，丈夫老陈出门去买早餐。门口塑料布拉起来的棚子里，是家水果店和一家卖粥卖饼的摊位，棚外贴着“百子亭市场临时过渡摊位”。
粥摊的老板一路盛粥一路吆喝：“白米粥黑米粥小米粥都有，打包三块，在这儿吃两块。”
“老板，打包还要加钱啊？”新来的有人问。
“没办法，我们买碗也要钱啊，送你点小菜吧，在那边的桌上自己夹。”
有人买了份两块的粥，一直坐那儿夹小菜，老板娘便在收钱的间隙冲她喊，“你这不能又要碗又要勺子又要小菜，生意不是这么做的呀。”
老陈不是第一次来买，也算有经验，让老板给他装到自己带去的碗里，这样可以省打包费。买完粥买点饼，再买俩水煮蛋，就算他们今早的营养餐了。
刘玉红必须吃得好，这是有硬性指标的，她患了宫颈癌，刚做完两次化疗，正等着做下一次。
“红细胞白细胞够了才能去做”，她向记者解释，“因为做的时候好的细胞坏的细胞一起杀，损失大，不够要打针头，等到够了再化，有的人打生白细胞的针，一针一千八百多，红细胞一针两千多，太贵了。”
所以她只能通过吃东西来补，捡高蛋白的东西吃，保证自己身体健康，不然等好不容易有了床位，治疗前去做检查，如果因为细胞数不达标不能化疗，那就只能从头排号。
医院的床位都是要等的，“这里多的是等床位的人！”住在里面间的薛桂兰上个月就该做最后一次“照光”（放疗）了，但因为排队手术的人太多，她不得不在旅馆整整住了一个月，才终于等到床位。
而这种排个把月都住不进去的情况，百子亭的人早已司空见惯，也正因如此，附近不少居民看中旅馆商机，都把房子租出去。据旅店老板娘说，医院附近像他们这样的旅馆有“十几家”，大的二三十个房间，小的也有十来个，平日里都是客满。
有的病人在这里等候问诊结果，有的在等待手术或医生的其他治疗，有的则在几年间不断回来、住下、做复查，接受化疗或放疗，再回家去。一些人即使手术完成也不能马上回家，还要留待观察几天，但医院的床位实在太紧张，要留给需要手术的病人，所以连医生也提供建议：就在这附近找个地方住几天吧。
癌症旅馆的存在甚至具有一点点“官方色彩”。有些人在外面住，名字还挂在“住院”，刘玉红的床头有块牌子，上面就写着“加床”。旅馆的事人尽皆知，“谁不知道呢？”老板说，“医院的医生和护士，都知道呀。”
百子亭的中午
12月的南京气温下降得厉害，临近晌午，天空又开始飘起毛毛雨，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阴雨，让整条街都笼罩在阴冷里。
离开的住户刚收拾完东西，12点前要退房，不然会多算一天的房费。新的客人还没有住进来，老板要吃过早饭后才出现，这是百子亭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之一。
隔壁的“快天下”已经摆上了所有的菜式，这家快餐店位于临时菜场的塑料大棚后面，招牌显眼，饭菜便宜，一般荤菜8元，素菜3、4元，米饭1元管饱。患者和家属吃腻了病号餐，可能会来这打打牙祭。
薛桂兰刚排上床位，做完放疗，虽然食欲不振，但营养必须跟上。裹上毛线围巾，她和侄媳妇出门吃饭，准备用完一个月前在“快天下”办的餐券。走在路上便开心地跟记者念叨：“请你们吃好吃的。”
到店，俩人拿了份肉丝韭菜粉条、一份炒土豆丝，外加一碗西红柿蛋汤，侄媳妇要了米饭，她打了碗粥，一共15块。付账的时候，她从口袋里掏出塑料袋细心包好的零钱和餐券，小面额裹着大面额，一层层打开，再数清付钱。
店里有规定，粥不能无限添，一碗只能添一次，但米饭可以，只需交一份钱，就可以凭饭碗“无限续饭”。刚一落座，薛桂兰便探头问邻座的小伙子：“吃完了吧？”得到肯定回答后，也不含糊，拿起对方的饭碗便走到盛饭处，回时带来了尖尖高高的一碗饭。
侄媳妇有点窘迫，顶着周围人打量的目光冲她小声吼：“人家都吃过了你拿来干嘛，不嫌脏啊！”她到不在意：“面上一层又没粘到，怕什么，能多吃一个人的饭呢。”
热粥呵出圆形的褶皱，夹一筷子粉丝，扒两口粥，嘬一口筷子头儿，再去夹鸡蛋，一口粥一口菜，喝完粥再吃饭，一顿午餐很快吃完。临走时她又掏出个塑料袋，把没吃完的粉丝和米饭倒进袋里，说带回去给病房的大家。
“谁吃你这个啊？”侄媳妇脸色不太好。薛桂兰还是不管不顾，“没人吃我就自己吃。”
走出餐馆，街上已经支起各种小摊，卖快餐的、烤红薯的、卖毡帽的，医院，但百子亭并不死气沉沉，医院而生的商铺，人来人往，热热闹闹。
家庭旅馆、快餐店、菜场、水果摊、五金店、理发店、饭菜加工点……此时此刻全都开始营业，凡是生活所需，不用走出街道便能统统买到。巷子里的一切围绕着前来看病的癌症病人有条不紊地运行，遇医院挂号的时候，熙熙攘攘竟与闹市无异。
回去的路上经过门诊部，挂号处依然大排长龙。薛桂兰给记者指：“哪里都在排，挂号要排，治疗也要排，我一个月前就可以做了的，等到现在，过段时间还要来。”
等待便意味着要住宿，医院的床位一天50，旅馆的床位一天80到不等，开空调要多加20，为了省钱，基本没人开过。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，一场大病很可能是一家人的积蓄，医院的账单像个无底洞，几千块人民币投进去，连个声响也听不见。医疗费不能省，就只能想尽办法在别的地方节约。
可是肿瘤不是感冒，不能看诊完拿药便走，涉及治疗总要耽搁，一旦逗留，短则数日，长则漫漫无期。陪同的家人要住店，看病的病人也要住店，医院的床位，便只能出来住，即使是这样便宜的家庭旅馆，整月整月的住下来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
刘玉红夫妇住了最贵的元间，也不过10平方米出头，里面有衣柜，有个较新的壁式电视机，有一张较大的桌子可以放锅碗瓢盆。夫妻俩从老家带来了床单被褥，还有毯子和痰盂，和买粥时记得带个碗一样，都是反复看病的经验之谈。
薛桂兰之前的房间80一天，布置也简单得多。房间内除了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，以及一个4:3老式杂牌电视机，再没有别的东西。与其说是床，不如说是四根板凳加一块木板：板凳每两根并排在一起，分别构成床头床尾，在那之上放一块木板，再铺上两层薄薄的床垫和床单，就是整张床。电视机只能放5个台，在电视节目都按照16:9的比例制作和播出的今天，屏幕上的人物被压缩得有些奇怪。
侄媳妇后来愤愤不平：“街道再往里走的那家，也才一天，人家还有独立卫浴呢！”
可是大伙都心知肚明，那家店胜在距离近，做完放疗的人没有力气，从医院到旅馆短短百米距离也走得吃力，“有的人甚至三四天起不来床”。医院门口去拉客，那家店老板从来不去，“都是客人自己找过来的”，她不用拉也有生意。
但是好在旅馆提供煤气和炉灶，买回来连洗带炒，又干净又便宜，为既要吃得营养又舍不得花钱的病患提供了大方便。旅馆共有三间厨房，但用的人从不间断。
中午时分，烹炒的油烟从窗口冒出，飘满了整条巷子。老板开始收拾房间，为下一个客人做准备。门口有中年男人在给他父亲刮胡子，嗡嗡的电动刮胡刀声，顺着饭香，在巷子里慢慢回荡。
百子亭的下午
吃过饭后，大家开始串门唠嗑，分享彼此的故事。有的人谈论家庭，有的人谈论病情，每个人并不有所顾忌，因为——大家都一样，为了各种各样的病离开家乡，为了治病活命在这里相聚。几乎每个病患都有个大大的塑料袋，里面是黑色的X光片，记录着身体出现问题的部位，也几乎每个病患都会做化疗和放疗，因为“来这的都是恶性的，别的不会到这看。”旅店老板说。
有个19岁的女孩患了子宫癌，切除了整个子宫，所幸最终治好离开。
有个阿姨得了胃癌，治疗过后，病情稳定了三年又复发，扩散到身体周围，一天用两种化疗进口药也没用，医院不愿收，托了关系才进去，只能寄希望于接下来的放疗。全家人都在期待奇迹的发生，但阿姨早就偷偷买好了墓。
连云港的薛桂兰今年已经60岁了，若不是村里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，子宫癌晚期的她可能还在乡下等待着未知的风险。在她的印象中，小时候邻居一位大爷患上咽喉癌治不好，最后因为吃不下任何东西就作践自己，活生生饿死了。自打那起，她以为碰上癌就活不了，“医院又捡回一条命。”
对什么事都熟门熟路的刘玉红已经是第三次来南京了，“医院查不出来，一开始以为是子宫肌瘤，只是吃药，没有用。拖了几个月，到这里切片检查出来才知道是恶性的。”
医院和大城市的高额消费，每年从县城、乡镇、村子里赶来看病的人依然络绎不绝，人们跋涉数几甚至十几小时的路程前来的理由只有一个：医院看不了，医院才能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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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馆老板看着一个个病人来来去去。他和这里的商户一样，对他们来说，这些病人就是普通的客人，困了要睡觉，饿了要吃饭，没有人嘲笑彼此，也不会有异样的目光，“掉头发有什么稀奇呢，隔壁就有假发店，买一顶就是了。”
傍晚的时候，巷子门口的饭菜加工点开始热闹起来，此时正是病患家属来取菜的高峰。
医院住院的人没有地方做饭，周围一份营养鲫鱼汤要卖40块，而自己买鱼到这里来加工，加工费才10元封顶，假如能买到新鲜又便宜的鱼，自然更划算。所以白日里，不少家属提着买好的菜拿到这里，与老板谈好价钱和取菜时间，届时来取。
排队取菜的人跟隔壁日用品店的大叔打着招呼，时不时有人过来挑双棉拖鞋和棉毛衫，这里的棉鞋才8块一双，虽然质量一般，但穿坏也不心疼，因此买的人不少。
旅馆老板放心地回家了，她赶着去给儿子做饭，这个点没人守着也没关系，旅馆已经满房，即使再来人也住不下了。吃过饭后，她或许还能去打几圈麻将。
百子亭的夜
夜色渐深，雨也停了。水泥路面坑坑洼洼，一踩便是一脚的泥汤。路过的行人小心地避开积水，垃圾在路边堆放。小餐馆把打扫后的污水随意地泼在路上，空气中飘着泥土和腐烂的味道。下楼倒垃圾的一位妇女诅咒着周围的环境，嘴边嘀咕，“这*地方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拆迁。”
此时如果从南京的上空俯瞰，夜晚的百子亭，便像是这个城市的黑斑，在灯红酒绿的市中心晚上，只会透出一点幽幽的白光。
住在这里的人，很多在看病之前从来没到过省城，但却对“玄武门”这个地方并不陌生，因为经常出现在旅游宣传片里的南京地标玄武湖就在这儿。起码在薛桂兰心中，它约等于繁华的省城南京。对他们来说，这座城市灯光耀眼，高架桥上车流不息。庞大，陌生，但也藏着生的希望。
而现在，许许多多的薛桂兰住在狭窄逼仄、没有营业执照的小旅馆里，医院的床位，或者其他的治疗通知。
可是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旅馆，他们又该去哪里？
高额的治疗费已经让家庭不堪重负。医院官方网站给出的数据，医院一共张床位，这对于一个省级医院来说，实在是太少了。
旅店老板给我们掰着指头算：“你想，南京市的，苏锡常的，苏中的，苏北的，还有隔壁安徽的，都来这看病，那得多少人！”
床位紧张，想要治病，就只能等待。换成一百多一晚的旅店，不能做饭不说，撑一晚两晚没有问题，一个月两个月呢？一年两年呢？
旅馆老板娘因此坚称自己开店是善意，他们夫妻从农村来到这里打拼，没有别的工作，看见别人开就跟着开，“病人也住不起别的酒店，所以才来我这里。”
上个月有人写了关于“癌症旅馆”的文章，她和附近老板都受到波及，本来在派出所和她关系挺好的人，文章出了之后，打“就你胆子大！”
依据国务院颁发的《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》，对于无照经营行为，由工商行*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取缔，没收违法所得；触犯刑律的，依照刑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尚不够刑事处罚的，并处2万元以下罚款。
前几个月，有家旅店老板被罚拘留将近1月，罚款奖金1万，他家还算侥幸，只被拘留几天，罚款几千块。
但她因此也对非病患的来访者怀有戒心，她想不通，她做的明明是好事，为什么会有人来围追堵截。
雨又渐渐下了起来，一个男人行色匆匆地闯入，问，还有床位吗？周围人说已经住满了，你往里面走走看看吧。男人道了声谢，便撑开伞匆忙离开，很快消失在夜色里。
（应被访者要求，以上人物均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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